二是党要保证执法，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
Peerenboom ，2002：311，2003：58）。在这期间，县法院民事审判庭的判决率一直明显高于人民法庭的判决率。
在县法院民事审判庭的判决率在20世纪90年代显著升高的同时，人民法庭仍然保持着很低的判决率。我国法院通常采用的是所谓"背靠背"的调解方式，即法官与双方当事人分别讨论纠纷的解决问题，在这一过程中，法官常常利用其判决的权力来向当事人分别施加压力，以促成调解——这便是所谓的"以判压调".我国的许多法官、律师和学者都认识到这一方式违背了调解的公开和自愿原则，但他们同时也承认，在实践中这常常是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的惟一有效方式。苏力在对"送法上门"现象的研究中提出，中国国家权力对某些农村乡土社会的控制是松弱的，"送法上门"是国家司法权力在国家权力的边缘地带建立权威并使国家意求的秩序得以贯彻落实的一种努力（苏力，1998：46）。清河县位于河北省东南部，总面积49619平方公里，总人口3514万（截至2000年末），其中农业人口3115万，占总人口的8910%.在行政区划方面，清河县辖8镇12乡，320个行政村（《清河年鉴》，1996）。然而，如图4所示，这一结果在关于判决率的全国性数据里被完全掩盖了——全国性的数据是一条平稳上升的曲线。
由于我的意图是以民事调解为例来研究法律移植与其引发的合法性冲突，并非调解制度本身，因此这些研究的主要成果这里不再赘述。法律与社会之间的界限终究是模糊的，而每一个法律社会学的研究者所能做的事情，则是在这一社会事实的模糊性里寻求理论的清晰和现实的完整。{12}前引{7}，吉登斯书，第69、95页。
法官的法律解释以自由裁量权的存在为前提，而自由裁量权在某种程度上深藏在一切法律体系里，……或许实际上它就已经建造在法律规范里。{52} 【作者简介】 魏治勋，单位为山东大学。{24}但是，他认为，历史原因和历史根据并非本质决定性的，真正决定事物发展道路的本质原因在于这种发展是否体现事物的概念，即事物自身的内在必然性，法律发展与进步的真正决定因素也必须到法律自身的内在逻辑规定性中去寻找。{25}[德]贡塔·托依布纳：《法律：一个自创生系统》，张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6页。
镜子理论应该是法律移植理念所遭遇的诸多对立观念形态中最为根深蒂固和影响深远的，它牢固地扎根于民族文化传统的最深处并一再钳制着法律人的思维。近来，关于法律理想图景问题的讨论一度成为中国法理学界的热点。
即使沃森本人也承认，移植的倾向随制度不同而不同，它取决于下列诸因素：一个可能的移植体与受移植体享有共同的语言传统，移植体制度身孚众望且用容易理解的文体表述出来。中国传统秩序原理与法律至上、审判神圣的法治主义理念是根本冲突的，只有通过对法制进行现代化才能弥补纠正。民族国家的自我是通过对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的解释来确认与强化的，每个人的自我也必须到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中去寻求同一性：我只能依据那些要紧的事物背景来定义我自己。【参考文献】 {1}郑强：《法律移植与法制变迁：析阿兰·沃森法律社会理论》，《外国法译评》1997年第3期。
但这并不意味着邓正来先生可贵的理论探索之价值的减损，诠释的视界应该是多面向、全方位的。它不能为评价、批判和指引中国法制发展提供作为理论判准和方向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我们必须重新开启一个自觉研究‘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新时代。相反在某种程度上，法律作为社会发展过程中相对保守和稳定的事物，往往较少受到急剧社会变迁的影响。只有在这一联系中，整个立法和它的各种特别规定才获得它们的真正意义和它们的正当理由。
{18}前引{7}，吉登斯书，第33页。如此看来，那种过于强调自发秩序发展模式的命题在全球化语境下，其意义与价值将不再具有真值性。
事物的固有特性与其功能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关键在于作为操作者的人要有发现者的眼光，唯此，发现的逻辑与论证的逻辑才是浑然交织。其次，现代的反思性意味着，任何法律理想图景都与实践具有交互性的关联并因此彼此不断修正着，只有这样的理想图景对于身处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民族国家才是现实的和必要的。
但正如沃森认为并不存在绝对的镜子理论那样，文本的权威性与合法性惯性也可以为新移植、新诞生的法律开拓认同的空间。同时，再这样的观照之下，学者所谓本土资源与世界资源的对照以及内源式发展与外源式发展的区分，{19}也就失掉了旧的语境下的本有价值，全球化对于一切外在于它的发展逻辑都是摧毁性的。四、法律移植理念现实化：路径依赖与法律人的责任 现代社会知识生产的特性在于它的高度专业化，每一知识门类的专业人员及其知识生产网络构成了一个复杂的抽象系统，其他行业的人员或者普通公众仅仅通过特定窗口—抽象系统入口才能与专业人员接触并接受相应的指导、服务、调整、控制。他者在全球化条件下反而成为再嵌入机制得以发挥作用的必要前提。{5}[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6页。通过阐释法律活动影响立法者与司法者的律师和法律学人。
但律师与法学家的作用却很容易被忽视。{35}[德]恩斯特·卡西尔：《人文科学的逻辑》，关子尹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170页。
萨义德揭示出，西方世界正是通过设想与西方制度显然不一致的作为他者的任何人何事，以确立西方的价值观、政治和经济制度以及统治结构。这种生活方式在21世纪世界大都会的物质性基础结构中得到反映。
是以逻辑合理性代替历史真实性的道德乌托邦。{48}但他同时指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所具有的多元化规范体系、司法过程中的选择空间、特殊的当事人主义、强调说理工作、注意权力结构的弹性和反思化、把实践理性嵌入意识形态之中等特性又是与现代法治息息相通的。
{4}刘星：《重新理解法律移植：从历史到当下》，《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在德国，法学家不仅经常是法官的重要人选，甚至还有所谓教授法，法学学术论著深受法官的尊重并被经常援引。首先，如前已述，现代性的未来指向性与人类社会生活的筹划特性，必然要求一个理想图景的存在，在法律制度建设中则表现为法律理想图景。这种倾向的主要表现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借助历史事例、历史过程的叙述平台，以建立法律移植的可能性、条件、过程等普遍理论。
文本的力量源自文本的强大功能。{14}现代性所独具的未来向度及其难以驾驭的猛兽性质，让现代人深深体验到一种不确定感和风险感，于是设定一个理想图景或者乌托邦幻象，就成为现代思想所不可缺少的维度，鉴于它的现实需求性和对于制度建设的规划性质，吉登斯称之为乌托邦现实主义：期待未来本身成为现在的一部分，因而它与未来将怎样发展重新关联在一起：乌托邦现实主义将‘打开窗口以迎接未来，并与正在运作着的制度化倾向连接起来，正是由于这种倾向，政治的未来才内在地是在场的。
{3}虽然不能排除一国法制现代化可以有多样的选择，但是，在我们所面对的整个发展情势发生巨大改变—全球化日益扩展和深化—的今天，通过法律移植来实现法制现代化，却几乎成为任何一个法治后进国家的不二选择。当美国纽约州最高法院的厄尔法官面对杀死遗嘱人的帕尔默能否获得遗嘱中既定的遗产继承权的难题时，它通过引入一条古老的英国习惯法规则一个人不得从他的错误中得利作出了颇具合理性的判决，法律移植于是在寻求域外权威渊源的过程中悄然进行。
问题的答案仍旧存在于现代性和全球化的自身逻辑之中：全球化通过现代性的动力机制消解掉了民族国家所具有的地方性，并将自身确立为具有规范性的抽象体系。法律移植是实现法制现代化的主要途径，而这又是以法律理想图景的建构为预设的。
首先，文本往往是民族国家文化传统的持久载体，它记录该民族在历史中积累的解决问题的智慧：在传统文化中，过去受到特别尊重，符号极具价值，因为他们包含着世世代代的经验并使之永生不朽。黑格尔早已指出，虽然整个立法和它的各种特别规定不应孤立地、抽象地来看，而应把它们看作在一个整体中依赖的环节，这个环节是与构成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特性的其他一切特点相联系的。在传统社会，鉴于文本在解决各种社会问题中的强大功能和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钳制力，文本成了政治社会行为合法化的基本依据：凡事符合经典的，就是合法的。在吉登斯看来，现代性指涉的乃是源自西方的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借助于深具渗透性的动力机制而使之具有了全球性的格局和力量：借助于时间与空间的虚化，现代性全球化为统一空间下的时间序列，国与国之间的比较有了唯一的抽象标准。
……仅当我存在于这样一个世界里，在其中，由历史、自然的要求、我的人类同伴的需求、公民职责、上帝的号召或其他这类东西来确定有决定性关系的事务，我才能为自己定义一个非琐碎的同一性。地方性的再嵌入尽管遵循同一机制，但鉴于民族国家的自身文化传统的差异以及进入现代性的方案上的差异，其个别的法制发展道路就仍旧具有开放出璀璨多样性的可能性。
{33}定义自我同时就是建构自我的过程，民族精神与民族意识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确立自身：民族意识是由知识分子和学者宣扬起来的，并在有教养的城市市民阶层中逐渐普及开来，其核心是一种虚构的共同出身、共同的历史结构以及具有同一语法结构的书面语言等。{39}在法律这块知识园地里，所谓园丁就是法律人，主要包括立法者、司法者、律师、法律学人和参与国际法律—利益博弈商谈的法律专家，他们是法律的创制者、发现者与阐释者，担负着完善法律并通过法律完善社会的任务。
参见[日]千叶正士：《法律多元：从日本法律文化迈向一般理论》，强世功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9页及页下注释。他们以国家官员的身份参与到国际政治经济交往中去，他们的商谈结果对象化为国际法规范—条约、协定、备忘录等，并被民族国家作为不低于国内法的法律渊源接受下来。
